周老太的地契用蓝布包了三层，打开时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下跳舞。陈野蹲在小马扎旁，看着泛黄的麻纸边缘已经发脆，上面的毛笔字歪歪扭扭，像怕冷似的挤在一起。
“民国三十八年的，比我岁数都大。”老人用枯树枝似的手指点着落款，“当年我男人用三担米换来的，说要给我盖个带院子的家。”
陈野没接话，他正盯着地契角落里的红印章——那是1952年土改时补盖的，字迹模糊却仍能辨认。他前几天跑房管局时，那个嗑瓜子的办事员曾说过，这种带双印章的老地契，补办产权时能省一半手续。
“后生，你说这纸片子，真能换钱？”老人突然问，眼睛里的浑浊像被风吹动的池水。
陈野心里猛地一跳。他这半个月往福寿巷跑的次数比回废品站还勤，帮老人劈柴、修收音机，甚至在她咳嗽时跑三条街买枇杷膏。他告诉自己是出于好心，但每次看到老人把地契当宝贝似的摸来摸去，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挠——这房子要是办下产权，赶上老城区改造的消息传开，至少能翻五倍。
“周奶奶，不是换钱，是让房子名正言顺。”他把地契小心翼翼地折好，“就像人得有身份证，房子也得有‘身份证’才行。”
老人笑了，从灶台上拿起个烤得焦香的洋芋塞给他：“你比我那儿子会说话。他上次打电话，就只会说‘妈你别折腾’。”
陈野咬着洋芋，淀粉的甜味混着焦糊的苦味在舌尖散开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，那个总把“读书没用”挂在嘴边的男人，此刻或许正蹲在老家门槛上抽旱烟，根本不知道儿子在城里跟一张旧纸较上了劲。
第二天一上班，王经理就把陈野叫到里间。她桌上放着张《春城晚报》，社会版角落登着“老城区保护性改造启动调研”的消息，字小得像蚂蚁。
“周老太那房子，你盯得怎么样？”王经理的指甲涂着暗红色的指甲油，敲得桌面嗒嗒响。
“地契是真的，产权能补。”陈野尽量让语气平稳，“就是老人年纪大了，儿子在深圳，联系不上。”
“联系不上才好。”王经理冷笑一声，从抽屉里抽出份合同，“你去跟老人说，我们中介帮她跑腿办证，手续费要房子总价的三成。要是她同意，这单算你的提成。”
三成。陈野心里算着账，按现在老城区的房价，十五平米的房子顶多值三万，三成就是九千。可他知道，一旦改造消息坐实，这房子至少值40万。
“王经理，老人……”
“老人怎么了？”王经理打断他，眼神像冰锥，“你以为她真把你当孙子？她是没人说话，拿你解闷呢。等她儿子回来，轮得到你捡便宜？”
陈野攥紧了拳头，指甲嵌进掌心。他想起周老太昨天给他看的相册，里面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，跟他一样高，笑起来眼角有颗痣。“我孙子，抗洪牺牲的，那年才十九。”老人摸着照片，眼泪砸在塑封上。
那天中午，陈野没吃午饭。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，在老城区转了一圈又一圈。看到福寿巷口的修鞋摊，想起周老太的布鞋后跟磨破了；看到杂货店的冰糖葫芦，想起老人说年轻时最爱吃酸的。
他回到店里时，老王正唾沫横飞地跟人打电话：“那套学区房？早没了！我徒弟昨天刚订出去……”看见陈野，他挂了电话，撇撇嘴：“跑断腿也没用，这行当，心黑才能挣钱。”
陈野没理他，径直走到王经理桌前：“周老太的房子，我不做了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王经理把笔摔在桌上。
“我自己想办法帮她办证，不用公司出面。”陈野的声音有点抖，但没退缩，“提成我不要，就想让老人安心。”
王经理盯着他看了半分钟，突然笑了：“行啊陈野，翅膀硬了？你以为离了公司你能办成事？房管局的人认识你是谁？”
陈野没说话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听见王经理对老王说：“这傻子，等他碰一鼻子灰，自然会回来求我。”
傍晚，陈野又去了福寿巷。周老太正坐在门口等他，手里拿着双纳好的鞋垫，蓝布面上绣着歪歪扭扭的太阳花。“我眼睛花了，针脚粗，你别嫌弃。”
陈野接过鞋垫，糙糙的棉布蹭着掌心，像老人的手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从包里掏出个笔记本，是他跑中介时买的，还没怎么用。
“周奶奶，我帮您办产权吧。”他翻开笔记本，“您把您儿子的电话给我，我来联系。手续费我先垫着，等证办下来，您要是想卖，我帮您找个靠谱的买家；要是不想卖，就留着，以后也是个念想。”
老人愣住了，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浮出泪光。她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，里面有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条。“我怕打扰他工作，一直没敢打。”
陈野把号码记在笔记本上，抬头时，看见老人正对着他笑，没牙的牙床漏着风，却比谁都真诚。
那天晚上，陈野在废品站的小单间里，第一次给周老太的儿子打了电话。对方在深圳开出租车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，直到陈野说“您母亲天天坐在门口等您电话”，电话那头才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麻烦你多照看她，我……下个月回去。”
挂了电话，陈野看着窗外的月亮，突然觉得那辆破自行车的铃铛好像响了一声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鞋垫，蓝布上的太阳花硌着腿，像一团暖烘烘的火。
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办成这件事，也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。但他清楚，有些东西，比提成更重要。就像周老太的地契，那些褶皱里藏着的，不只是房子的故事，还有比钱更重的东西。